当“江西教育出版社”这个社名因为《学问中国》一书的行销被学术文化界时时提起的时候，周榕芳社长及其社内同仁，已经在考虑如何利用本社现有的编辑力量，进一步扩展人文图书选题的规模和质量了；当大多数科技出版社正为经济收益倾力出版技术实用图书，而对科学文化图书有所淡漠的时候，江西教育出版社酝酿已久的、介绍国外科学文化进展的“三思文库丛书”已经呼之欲出，与之伴生的、集中国内科学文化领域学有所长年轻学者的“三思评论”系列图书，自年底开始也将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科学与人文两个图书板块的运作和策划，分明让人感觉到，江西教育出版社有了一种振翅欲飞的感觉。
出版行为源于出版认识。当周榕芳———历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1997年初来到江西教育出版社任上的时候，不少教育出版社正面临着图书选题单一、人才结构单一、编辑素质逐步弱化、仅有的经济实力优势也慢慢虚化的局面。结合当时出版界存在的许多问题，周榕芳为本社作出了如下诊断：（1）本社一般图书缺乏整体构思，零打碎敲，图书结构框架不明晰；（2）编辑缺乏基本的市场感觉，出版的各个主要环节（社领导———编辑室主任———一般编辑———作者）缺乏主动性，一级一级被牵着鼻子走，而最后一级（作者）则跟着感觉走；（3）陷入了出版认识上的四个误区：贪大求全、喜新厌旧（如狗熊掰棒子）、仓促上阵、不讲效益。周榕芳这种针对本社———实际上普适于整个教育出版界———的判断，很是一针见血的。
以这种判断为前提，周榕芳及社委会成员对本社的产品（图书和期刊）结构进行了调整。精品教辅图书设计、名牌社办期刊、一般图书的品牌创建，被他们组合成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核心产品框架。
这种产品结构的确立有着非常合理的内核。作为教育类出版社，设计出版精品教辅图书，编辑和发行的优势都可谓得天独厚。十几年编辑教材教辅图书的经验，使他们很清楚学生们喜欢什么样的教辅读物，在力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他们实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白，如何编辑教辅图书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更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先天形成的教辅图书发行网络，可使他们的教辅图书甫一出版便书畅其路，并迅速在学生们中间产生积极影响。《小学生智趣天天丛书》、《高中新课程目标·素养·评价丛书》等，就是江西教育出版社实施精品教辅战略的首批产品。
期刊本身是重要的传播媒体。教育出版社的社办期刊，一方面必须为教育服务，另一方面则须配合本杜的图书出版任务，为团结作者，锁定读者，创建出版社品牌服务。为在新的出版阶段使本社的期刊实现这种媒介价值，并成为教育社新的经济增长点，周榕芳社长及社内有关人员一道，对本社的《英语辅导》和《小学教学研究》作了大手术，从读者定位、装帧设计、出版周期、发行策略，都做了重大改造。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社办期刊，将以崭新的面貌和冲击力，走向日趋激烈的期刊市场。
期刊和教辅是教育出版社普遍具有的产品，出得再好，总难以显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气势来。未来出版的市场竞争主要是一般图书的竞争，谁取得了一般图书的优势，谁才是未来图书市场的真正赢家。在文艺和人民出版社任职期间就被誉为“具有前瞻性出版思想”的周榕芳深知这一点，他在构建本社图书框架的过程中，将一般图书放在一个“非常”的位置上，除了本社出版辞书、工具书的传统必须继续弘扬外，从哪一个角度入手？如何策划一般品牌图书？一般图书的市场空白点在哪里？教育出版社如何改变“只会赚钱不会出书”的外界偏见？这些问题成为周榕芳上任伊始思索的重点。
经过广泛听取编辑意见，经过与出版界有识之士的深刻交流，经过几个月的思索，这位北京大学中文系65届毕业生，决定依靠本社已有的资金优势，充分利用社内社外的编辑和学术力量，在人文和科学两个领域全面出击。
人文图书的出版，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具有一定的基础。在前几任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长江文化史》、《国际汉学著作提要》、《炎黄源流史丛书》、《长征全史》、《江西状元谱》、《谷霁光文集》等图书，已在出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操作8年之久、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到今天为止，也到了收尾阶段。周榕芳提出在巩固已有的人文图书的基础上，继续下大力气策划既有学术品位、又有市场前景的人文图书。他建议编辑把人文图书分为三个层次来组织出版，即文化积累类、原创性学术作品和准学术、通俗文化类图书。在文化积累性图书方面，他要求除了继续作好《季羡林文集》的出版以外，从市场和文化的两个角度，策划宣传好金克木先生的作品集和《豫章丛书》等。原创类学术著作方面，由他直接参与策划出版，以8位北京学人为作者队伍的《学问中国》，成为市场低迷的1998年度少有的畅销学术著作之一；目前以8位上海学人为作者的《学说中国》也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之中；由他自己亲自出任责编的《自由与秩序》（邓正来著）将在西安书市与广大读者见面。在准学术和通俗文化类方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策划动作体现在《经典丛话》（含《域外书话》和《文苑撷英》两个系列）、《旧踪丛书》第一辑（含《大学旧踪》、《书局旧踪》、《报馆旧踪》）等系列图书上。
与人文图书的出版不同的是，科学文化图书的出版在该社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工作内容，出版此类图书对该社的编辑和领导都是个不小的考验，对该社的发行部门也会带来较大的压力。但周榕芳首先看准了这个容易被忽略的领域，潜在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潜在着广阔的出版社的形象塑造空间；另外，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周榕芳深刻体会到几十年以来中国文化的虚弱性，而这种虚弱正是出于科学思想（或称实证思想）的薄弱造成的。周榕芳认为，几十年来的中国文化因为文理壁垒分明，使人文文化中的科学色彩十分薄弱，使中国的自然科学被剥离得仅剩下技术的“硬壳”，而没有了科学精神的浸润，科学家的“废寝忘食”成为科学精神的代名词，“科学”离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科学文化在纯自然科学界没有成长起来；自然辩证法学界的不少学者因为受到的人文教育远比受到的科学教育多得多，受思辩哲学影响甚深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曾一度陷入“范畴”的循环论证，除了在科学史领域出了个把人才外，没有大的成就，科学文化在自然辩证法界也没有生长起来。
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科学文化图书板块的确立，就是在这种对文化和出版的现实分析后决定的。他们自1997年底开始策划“三思文库”，至今已经联系了几十本国外科学文化读物的版权。由该社驻北京工作的青年编辑黄明雨具体主持的这套大型系列图书，含括“知识经济系列”、“科学争鸣系列”、“科学史系列”、“科学前沿系列”、“科学家传记系列”、“赛博文化系列”、“通俗科学读物系列”等7套丛书。“三思文库”的姊妹篇是“三思评论”，“三思评论”与“三思文库”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以一个季度为周期，陆续出版的系列图书，作者绝大多数是国内学者。二者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是弘扬、普及和宣传科学文化，促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扩展科学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比重和内容。为中国文化真正成为有实力的文化而做一种出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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